3月23日上午由陕西师范大学周宏伟教授主讲的《古百越族群聚居区地名汉化的历史进程——以湖南为例》在第一文科楼四楼中厅会议室成功举办。周老师先从“番禺”、“广州”等多个地名的多种来源说起，认为现存许多地名其实并非是汉语地名，更有可能是源自于古代百越族群的地名。周教授提出先秦非华夏地名译名原则，认为“号从中国，名从主人”，意思是中原汉族内部称呼非汉语民族区域地名采用汉语意译名称，而非汉语民族区域地名的正式名称则采用非汉语民族语言的汉字音译名称。

周教授讲座中详细地梳理了各个时代湖南百越地名汉化的基本特征。例如他认为在百越语地名主导时代（前11—前3世纪）基本以汉字来音译古百越语地名，并且尽量以汉字部首来区别部分地名类型，同时汉语式地名已开始出现。在区域已知的17个地名（含西周时2个）中，百越语地名有14个，约占总数的82%。、直至前4—前3世纪之际的楚国晚期，包含百越语语素的汉语式地名（共3个）才开始在湖南地区出现。

又例如，在汉语式地名主导时代（前3—5世纪），各阶段特征又有不同。秦代其一，因水为名者较多；因山为名者不少；因方位为名者出现。而秦人主要使用汉语式地名，使用汉字记音的百越语地名也就大幅减少（共6个地名，只占26个已知新命名地名的23%）。

在讲座的尾声，周教授提出在研究过程中得到的启示。他认为中国古代南方百越（土著）族群聚居区域的地名汉化虽然有一个漫长的接触、调适与接受过程，但这个过程既是循序渐进的，也是不可逆转的。因此，研究中国南方区域地名文化时，研究者需要系统探讨、认识这个过程及其阶段特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历史地名的含义进行较为正确的解读，也才有可能深入认识我国南方特定区域地名变迁的历史文化意义，也才有可能更好地挖掘、保护与利用区域地名文化遗产。

文学院研究生会学术部

图/文 : 何俊宇

日期：2019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