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1日，秋日的羊城微风吹拂，美丽安静的暨南园迎来了北京大学教授、社会史专家——赵世瑜教授。赵教授此番报告的主题为旧史料与新解读——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反思。
下午三点，赵教授还未来到报告厅，厅里已经被慕名而来的学生们挤得水泄不通，后来的同学则纷纷从其他教室搬来椅子安置在报告厅的空位以求聆听赵教授之教诲。赵教授和随同老师一来到报告厅，不禁对场面的火爆感到惊讶和欣喜，更感受到了文学院学子们的热情。
图片一：赵教授到来前报告厅已经水泄不通
3点20分，报告正式开始。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主任刘增合教授主持报告，并首先发言。他对赵教授的学术历程进行了介绍，其中谈到，赵教授兼职众多，在民俗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其研究方向主要有明清以来民间文化史和民俗学史，是受人敬仰的多产学者。在此番报告中，赵教授将以其广博的知识背景、独到的眼光，给予在座师生丰富的营养。
图片二：刘增和主任主持讲座并发言
赵教授在讲座伊始，首先对刘老师的称赞表示诚惶诚恐，并缕述了他和暨大老师们的深厚友谊。
赵教授的第一个讲题是追逐新史料：理解与担忧。近些年来，史学界对新史料特别关心，关于此方面的会议已召开过多次，这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赵教授则认为，对新史料的严重依赖对史学研究有诸多负面影响。新史料包括两种，一种是新发现的、以前未为人所知的史料，这是非常罕见的；另一种是用于对以前尚未涉及到的课题进行研究的已有的史料，这是狭义上的新史料。以内阁大库档案为例，尽管距离其被发现已有大半个世纪，但由于长期以来研究者对其并不重视，因此对这些档案史料的研究仍属新史料的运用。以此角度来讲，只要运用得当，所有史料都可以成为新史料。新史料的观念，其实系晚清以来国人受西方传来的新史观影响而形成，而对新史料的追逐可能对史学研究造成不利影响。如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过于关注民间文献而忽视传世文献，而往往民间文献又无法对已有的研究观点做出补充更易，只是提出一种个案支撑。赵教授对这种追逐表示了担忧，并希望史学研究能建立在对旧史料和新史料相对关系的一个恰当的把握基础上。
图片三：赵教授举例说明如何对旧史料作出新解读
赵教授之后则引用一些史学研究上的一些例子对旧史料如何新解读进行说明。第一个例子所用史料是宛平县知县所立关于金朝仰山寺相关诉讼之碑文，这对了解金朝之下华北地区人民的社会生活和北京的古代史都是有意义的。在现有史学框架中，很少有研究者将其时华北地区的人民生活作为金史来研究，而北京史研究中也极少金朝的部分，因此，运用这份旧史料对其时政治社会状况进行解读是极有新意的。赵教授继而对这份史料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从一小段文字中解读出了大量的信息。第二个例子所用史料是民国湖南《宜章县志》中的一份材料，对当地的姓氏分布进行了描述，赵教授则结合地图，判读出该县中部三个堡是明帝国打入南岭瑶人地区的三个楔子，对明清民族关系有所影响。不仅要关注史料中讲了什么，还要关注史料中没讲什么，这是赵教授给与大家的一个启示。通过对不同时期该地人口状况的历史描述，研究者可以将一个地理的空间转化成一个历史的过程，而将地理、社会状况还原为历史的过程则系史学家之任务。第三个例子所用史料是《濑江纪事本末》中所讲清初溧阳削鼻党之故事，赵教授则依靠对前后历史的探讨，对当地望族之关系做出释读。
赵教授最后则以“旧史料与新史料的并重”为讲题，分从三个方面进行讲述。一、新旧史料相辅相成。二、不同史料自有其编撰和形成的系统，而对这些史料的制造过程加以了解是极有意义的。三、相比依赖新史料的发现对史学研究做出推动，对旧史料的新解读同样有助于重建历史的系统，而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则是基于对各类史料的运用，重建史料的系统，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历史观”在这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最后赵教授更谈及依靠新史料的发现，我们固然可以不断的将历史研究向前推荐，但这只能是微观的、有严重依赖性的推进，而史学思想当如何进步，则是他留给大家的问题。。
刘增合主任继而对赵教授的发言进行了概述，并对本院历史系的缺陷进行了反思，阐述了一些个人的看法。
最后暨南大学古籍所的张其凡教授做了总结，认为赵教授深入浅出的介绍了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方法，通过三个例子的说明能使学生入得历史人类研究学之门。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是学习方法、工具，也是最难学习的，赵教授正是在此方面渡大家以金针。张教授继而回顾了自己数十年前研究史学的艰苦状况，谈到真正能做出有价值的史学观点仍要依赖史观，以此史观，纵使旧史料也能做出新解读。顾颉刚、陈寅恪同样是应用大家常见的史料，却做出其他人所没看到的东西，这才是伟大。我们不能仅仅追逐新史料，还要在旧史料中读出新东西，如此才能使我们的史学研究更上一个新台阶，造就出新的大师。
在张教授的精彩总结之后，本场讲座宣告结束。同学们均表示从中受益匪浅。 | 
